聞道長安似弈棋

在英國讀書，不能把人關在圖書館和臥房，生活是一個超級的課堂。倫敦是真正的國際都會，英國是現代文明的殿堂，就像中國唐代的長安，通衢大道，是世界的一個大江湖，能隨時遇上五湖四海的朋友。在英國讀書生活，最大的好處是不必周遊列國，也能結識國際上各路遊俠和騎士。我剛到英國，認識的第一位異國朋友，是一位南斯拉夫的年輕人。他名叫維奇，來自巴爾幹半島的史哥皮亞（Skopje）城。那時是七十年代末，南斯拉夫仍由強人鐵托統治，隸屬共產陣營，卻曾經抗命蘇聯，奉行獨立的外交路線。維奇有一頭金髮，眼窩深邃，只有十九歲，瘦削而有兩分憔悴。他獨自來英國學英語，為期半年。英國的青少年多少有點高傲，維奇身為東歐人，也有一點邊緣人的落寞。當他告訴我他來自南斯拉夫，我對他哼了《國際歌》的一段曲調，維奇的眼睛發亮，像在天涯間找到了知己。我那時才明白列寧說過的一句話：「只要是工人兄弟，無論他在世界哪一個地方，只要哼起國際歌，就一定能找到朋友。」維奇的英語不太靈光，剛來英國時的我自己，英文也好不到哪裡。遠在異鄉，各為異客，好處是不必受制於英語不靈的自卑感，可以斷斷續續地溝通。維奇跟我講起南斯拉夫的生活，他的父親是一家名叫Skoda的國營汽車廠的工程師，還有一個姐姐。「南斯拉夫有色情雜誌可以看嗎？」十七八歲的年齡，哪裡會有什麼國際視野，最先想到的自然是這一類無聊的切身問題。「當然有，而且交女朋友，我們都很自由。」維奇答。他告訴我已經早有性經驗，來英國讀書前才跟女友分了手。「英國的鬼妹，跟南斯拉夫相比水準如何？」我問。「差遠了，她們的身材普遍太肥，皮膚太粗，南斯拉夫瀕臨地中海，一方水土，陽光和雨水都充足，南斯拉夫的女孩是世界的極品。」我心想：維奇沒有到過東方，沒有見識過泰國、越南、哈爾濱和青島的女孩，孤陋寡聞，但是我敬重他的愛國。與維奇的友情，從色情雜誌的討論開始。他上課只有半天，時時找我閒逛。他讀的那間英語學校有不同國籍的人，有一次他帶了兩個伊朗同學來，一個叫哈密，一個叫鴨都拉。我們一起上咖啡店，有時打一兩場網球。有一天，維奇找了哈密兩人來找我，哈密教我說了一句伊朗話的罵人髒話，叫做「哥伊達米」。我問他：這是什麼意思？他說：這句話是「×你」。我答：「太溫和了。我們香港人，罵人『×你』，都感到不夠勁，要講『×你的老母』。請問這句話伊朗話怎麼說呢？」哈密想想，說：「納達、吉力吐、哥伊達姆」。「納達」就是「你」和「我」，「吉力吐」就是「母親」，「哥伊達姆」就是「×」。不久之後，鴨都拉也來了，我衝他一開口就練習這句伊朗話。鴨都拉一把揪住我的衣領，維奇從中調停，說：「他是從你的朋友剛學來的，只是一時頑皮，大家都是朋友！」

如果沒有維奇相助，那天我一定飽吃鴨都拉的老拳。在那個輕狂而又帶點無知的年代，維奇是一位成熟的朋友。我時時跟他一起看電影，第一次在英國掏腰包進戲院，是米高契明奴導演的《獵鹿者》。看完出來，迎英倫海峽的晚風，我們不知天高地厚地做起了影評專家。「電影裡的越共真殘酷，是真的嗎？」維奇問。「當然是。」我說。「真想不到呀。我們的鐵托也是共產黨，但他是一位可敬的長者。」維奇說。然後我們就討論起什麼是真正的共產黨。在兩個少年之間，政治也可以是一個狂熱的話題。說說，從史太林、毛澤東扯到了剛殺人遍野不久的波爾布特，我冒出了一句：「鐵托也是個混蛋。」維奇聽見，兩眼冒出了怒火：「你如果敢再說一句，我馬上揍你。」我嚇了一跳。維奇那麼瘦，真的跟他打一場，我未必吃虧。但何必呢？他是一位天涯間的朋友。我苦笑起來，搖搖頭，拍拍他的肩膊，說了一聲對不起。我在香港時看過一部南斯拉夫電影，名叫《鐵血中尉娜塔莎》。娜塔莎是片中一個女游擊隊員，樣貌和身材都像模特兒。維奇告訴我，那是南斯拉夫最紅的女星，也是他的夢中情人。他的父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，也當過小游擊隊員。「有一天你到我們家來，他會告訴你許多戰爭的經歷。領導南斯拉夫人打納粹的，就是鐵托。」我帶維奇去中國餐館。《泰晤士報》有一天刊出了中共主席華國鋒訪問貝爾格萊德，與鐵托在海濱別墅見面的圖片。「華主席戴墨鏡，像個黑社會頭目。」維奇很高興地向我展示報紙，我沒有說話。不久後他唸完英語，要回國了。我與他一起乘火車，到倫敦的羅素廣場國際巴士總站。他乘長途巴士渡過英倫海峽，登上歐陸回國，要坐上三天三夜。他提一隻舊皮箱，在巴士站，我與他擁抱，我說：「再見，有一天，我一定要來南斯拉夫看你。」維奇登上巴士。我向車窗揮手。他滿臉鬍碴子，也默默與我道別。從此我一直沒有再見過維奇。他寄過兩封信來，上面歪歪斜斜地寫大有進步的英語：「還記得鐵血中尉娜塔莎嗎？期待你到南斯拉夫來。」

後來我上大學，在倫敦定居，後來，我又回到了香港。我一早失去了維奇的通訊。闊別二十年，世界都不一樣了。哈密和鴨都拉回到伊朗之後，伊朗就爆發了霍梅尼的革命，他們兩人從此失落無蹤。歐洲經歷了共產帝國的覆亡，南斯拉夫解體、波斯尼亞和塞爾維亞的內戰，戰火燃燒的一座城市，在外國通訊社的新聞裡，我發現了Skopje。我在大學畢業後工作，第一次買的一輛新汽車，就是南斯拉夫入口英國廉價的Skoda，所費六百英鎊。開了兩年，我想那是我對這位異國朋友寄託的一點點思念。鐵托早已逝世，南斯拉夫的亂局也已平息，從此我一直沒有了維奇的音訊。我希望他健在，已經結了婚快樂地生活，有了家庭和孩子。我已忘記了他的姓氏，但依然記得他住的城市：Skopje，發音是如此奇特，感覺是那麼遙遠。倫敦的恐怖襲擊，其中一個地點是羅素廣場。我想起那一年的夏天，我送別一位南斯拉夫的朋友，他在隔車窗向我揮手的最後一回望，然後是死生遙隔的一路煙塵。

陶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