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歷史和地理的廊柱間沉思

眾所周知，去巴黎旅行最好是八月。巴黎市民蜂擁到外地度假，留下一座空城。酒店旅館競相減價，八月的巴黎，只要你肯去，只屬於你一人。

一座偉大的城市，除了沒有豬瘟，沒有禽流感，沒有活宰穿山甲果子狸的「野味市
場」，警察不把「上訪」的窮人當畜牲般拳打腳踢，除了買一隻雞蛋可以放心煮吃，知道蛋黃不是不法奸商用黃染料來假冒，還有許多優美的內涵。

法國人跟英國、德國、日本人一樣，是人類的優秀民族，法國人以歷史文化自豪，巴黎人珍視一切的舊建築。遊巴黎，不要去香榭麗舍的購物區或春天百貨店，那種地方，留給中國旅行團的遊客慢慢受他們應得的歧視和凌辱好了，最大的享受，是帶一本法國大革命的歷史，一個人靜靜訪尋古蹟。

歷史和地理，是一對天生的情人。歷史要由地理來傳話，而地理，如果沒有歷史的內容，不過是一張空洞枯燥的地圖。旅行的目的不止是拓闊空間，還有穿梭時間。喜歡歷史的人，如果也鍾情地理，而且囊有餘金，能經常旅行，不但擁有世界，還可以成為一個智者。

在中學時代，我對法國大革命這一段歷史開始有一種執迷（Obsession）。十五歲那年，在一家香港書店裡看到一本法國革命的中譯史，就感到其中的情節令人血脈賁張，忘神追讀。為什麼會這樣？我自己也不明白。從此半生我追讀一七八九年法國革命始末的一切細節，今天，關於法國大革命始末，我家中的藏書最多。由巴士底監獄的陷落，共和的誕生，國王路易十六一家的囚禁，激進革命黨羅伯斯比爾的興亡，恐怖時代的屠殺個案，我都發狂地逐一研讀。讀法國革命史，我有一種神奇的投入感，不斷夢見過法國革命中的斷頭台，我懷疑二百年前的前生，我或許是法國人，一定參與過這場歷史悲劇，不是犧牲品，就是曾經把許多貴族押送到刑場的一個暴民。

去巴黎旅行，我喜歡一個人尋訪法國革命的遺跡。不為什麼，只是一種Obsession。狄更斯的小說《雙城記》裡關押過主角Sydney Carton的那座監獄，名叫拉科斯（LaForce），在舊城聖安多恩區。大學一年級的暑假，我窮極無聊，帶幾本法國革命史去親臨考察。監獄拆掉了，留下了一截斷垣，還有囚禁過路易十六的Le Temple。為什麼有這種執迷？因為法國大革命的情節緊張、離奇、血腥，場面宏大，聚焦了人性一切醜惡，在一個目睹過中國文革歲月的香港人眼中，一切恍如隔世，似曾相識。

巴黎是一個千面魔女，每一個時期，有一層豐富的底蘊，去巴黎旅行，找尋法國革命的遺跡，是一個人獨享的很奇異的樂趣，可惜十九世紀中葉，巴黎經過路易拿破崙的「重建」，大革命的舊建築所餘無幾了。塞納河中央的西提島（Le Cite），有一座大革命時代的監獄，當年囚禁皇后瑪麗安東尼的囚室，今天保存完好，還有恐怖時代關押貴族的大小室和獄門。讀過歷史，走進囚室，二百年前的震慄感深入心脾。監獄有一個庭院，院子裡有一個石造的漱洗盆，當年瑪麗安東尼就在這裡洗過手。

協和廣場（Place de la Concorde）就是恐怖時代豎起斷頭台的地方。詳細的地點，在一座象徵海洋的噴泉側。身歷其境，就會看見廣場以北歷代版畫插圖裡的兩座羅馬建築於今猶在。沒有讀過這一章歷史，無從感受那一股崩天塌地的震撼。

為什麼？因為這個地方曾經是孕育仇恨的歷史的子宮。法國大革命是革命之母，無產階級推翻了貴族，實施革命的恐怖和階級異己的清洗，二百年來所有的悲劇，起點就在這裡。當你腳踏的地方正是當年的斷頭台所在，念天地之悠悠，獨愴然而涕下，你會領悟：一場大瘟疫，是如何在你腳下的這片寸方的焦土開始，向全球擴散。一百多年之後，先傳染了俄國，過了三十年，再產生「變種」，傳到了中國，然後是北韓和柬埔寨，還有中美洲的古巴。

美麗的巴黎，同時曾經是恐怖的巴黎。所有的疑團，千里來找，在這裡有了答案。羅伯斯比爾的故居，就在協和廣場以北的一條橫街Rue de St. Honore四十五號。他住過的兩層房子，在一條窄巷裡。一七九四年七月的一個夏天，他走下樓梯，登上馬車去議會演說，呼籲革命政權要繼續追殺每一個前朝餘孽，結果被議員喝倒采，一隊士兵走進來，把羅伯斯比爾逮捕，押到附近的市政廳（Hotel de Ville）。羅伯斯比爾用手槍企圖自盡，只擊傷了下顎，士兵給他綁上紗布，押到人民法庭匆匆提審，判處死刑，第二天就送上囚車，經過他自己的寓所，押到協和廣場也上了斷頭台。

羅伯斯比爾就是史太林和毛澤東的「病原體」，是這場瘟疫的第一代病毒。來過巴黎，走進了法國大革命的時空，以後有機會，再去金邊參觀赤柬留下的殺人魔窟博物 —— 只不過是一所中學校舍，赤柬的波布，就在這裡活宰生屠了兩萬多人。一冊延綿兩百年的魔鬼史詩，從巴黎開始，到金邊終結，中途經過莫斯科和延安。遊巴黎每一個華人，都應該憑弔法國大革命的遺跡，然後為這個世界和中華民族的命運而沉思。

在香港我是一個孤獨的人，因為我去巴黎，永遠找不到一個適合的旅伴。去年，我在前布政司鍾逸傑的住所裡，看見他桌上擱一本新出版的法國革命論著。有如天涯逢知音，「鍾Sir」原來也是一位法國大革命史的業餘愛好者。我向他討教政治的智慧與愚昧，並引特區的時人為例，我說董建華先生就係路易十六，在巴士底獄被攻打的那天，明明革命爆發了，他還去了打獵，回來後在皇宮的日記，他只寫下一個字：Rien（無事可記）。我說：兩人的性格氣質相近，董先生比路易十六幸運之處，是他不必丟掉頭顱。

鍾逸傑聽了大笑。一位晚年落寞的前殖民地高官。歷史和地理，會為人帶來心靈契合的一閃電光，特別是在知音之間，這就叫做友情。

陶傑